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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以质图强高质量发展******

　　作者：王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财政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基础教育：构建素质教育新格局

　　2022年，基础教育迎难而上、奋力改革，着力构建发展素质教育新格局，着力构建教师专业发展新模式，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

　　发展素质教育找准突破口。

　　素质教育理念和政策落地见效的关键在于德育、素质教育的应有地位和科学评价体系真正确立起来。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寻求突破，立德为先有抓手，核心素养有载体，评价改革有导向，“双减”工作有成效，带来中国基础教育的深刻改变。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德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2022年7月，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抓手，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2022年1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意见》，针对中小学思政课存在教师兼职比例过高、专业性不足的问题，明确具体的专职教师配备比例，提出到2025年“小学专职教师配备比例达到70%以上，初高中配齐专职教师”的目标。一系列举措强调了善用“大思政课”，引人以大道、启人以大智、育人以大德，助力学生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课程是育人载体，在人才培养中发挥核心作用。2022年3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基于义务教育阶段时代新人培养的目标要求，通过培育核心素养来实施素质教育，引领课程改革由“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推动育人方式深度变革。

　　考试评价是“指挥棒”，普通高中是应试教育“重灾区”。为克服普通高中办学中“唯分数、唯升学”倾向，从“育分”转向“育人”，教育部2021年12月31日印发、2022年开始实施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从办学方向、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管理、学生发展等5个方面明确了普通高中办学质量的评价标准，并把不给年级、班级、教师下达升学指标，不炒作高考“状元”等作为考察要点，确立起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体系。2022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2年中考命题工作的通知》，与2019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的意见》一起，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和考试方式，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招生录取的参考或依据，促进素质教育实施。

　　深入推进“双减”，优化教育生态，继续完善“1+N”的“双减”政策制度体系，强化监管执法，实现全覆盖、全链条治理。2022年1月，教育部、中央编办和司法部印发《关于加强教育行政执法深入推进校外培训综合治理的意见》指出，到2024年，基本建成权责明晰、管理规范、运转顺畅、保障有力、监管到位的校外培训监管行政执法体系。2022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十二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的意见》，明确到2024年6月，隐形变异培训得以全面清除，有力确保“双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主要目标。2022年11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印发《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推动非学科类培训为学生发展兴趣特长、拓展综合素质发挥积极作用，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明确到2024年，非学科类培训治理成效显著。

　　一年多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双减”工作扎实推进，校外培训市场野蛮生长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校内减负提质受到普遍认可，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

　　提高教师质量找到新模式。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造就新时代基础教育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需要从源头上抓起，筑基提质、补短扶弱、做优建强，筑牢强师之基。

　　推动教师教育振兴发展。2022年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推进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的通知》，提出在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中稳步推进免试认定改革，将教师队伍质量关口前移到培养院校，吸引真正乐教、适教、善教的优秀人才成为教师队伍后备军。2022年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实施高素质教师人才培育计划，构建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教师发展机构为纽带、优质中小学为实践基地的开放、协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

　　加强欠发达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后备。教育部等九部门在2021年发布《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即“优师计划”。2022年9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优师计划”师范生培养工作的通知》，提出“优师计划”师范生培养的核心关切，一是从源头上改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二是聚焦“优秀”，全面落实高校教师与中小学教师共同指导教育实践的“双导师制”；三是强化“保障”，确保师范生在校“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得发展”，鼓励支持毕业生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名校长领航让学校走上名校路，名师汇聚才能成就好学校。2022年8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2022—2025）的通知》。2022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培养基地及培养对象名单，确定150位教师为名师培养对象、10家单位为名师培养基地，150位校长为名校长培养对象、10家单位为名校长培养基地，旨在培养造就一批具有鲜明教育理念和成熟教学模式、能够引领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名师名校长，培养为学、为事、为人示范的新时代“大先生”。

　　职业教育：着力提高质量提升形象

　　2022年，职业教育聚焦“提高质量、提升形象”，改革攻坚在类型定位、体系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面全面发力，破解“大而不强”问题，助力技能型人才培养和技能型社会建设。

　　顶层设计回归技能教育本质。

　　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类型。2022年4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从立法层面对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的实施、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等作了全面的制度安排。据新华社2022年10月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构建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有序有效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据新华社2022年12月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以提升职业学校关键能力为基础，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以推动职普融通为关键，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

　　关键要素提升院校办学能力。

　　办学条件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2022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提出逐步提升教师培养学历层次，带动“双师型”教师队伍整体建设，推进固定岗与流动岗相结合、校企互聘兼职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教育部办公厅2022年9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通知》，10月印发《关于做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明确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基本标准，突出对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的考察，注重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实绩，形成“双师”团队建设范式。2022年11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施方案》，持续加强学校基础能力建设，明确各地职业学校办学条件重点监测指标全部达标的学校比例，不断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吸引力。

　　工作场景增强学生职业能力。

　　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的重要育人环节，既是学生专业学习和技术技能训练的必备途径，也是提前熟悉岗位和融入社会的重要方式。教育部等八部门2021年12月31日印发、2022年开始实施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着眼实习全程、聚焦关键节点和各方责任权利义务，进一步明确了学生实习的行为准则，提出1个“严禁”、27个“不得”，为实习管理划出了底线和红线。2022年9月，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提出面向重点领域数字化、智能化职业场景下人才紧缺技术岗位，以校企联合实施中国特色学徒制为主要培养形式，建设一批现场工程师学院，培养一大批具备工匠精神的现场工程师，形成为技术技能人才紧缺领域系统储能、赋能的人才培养培训生态。

　　高等教育：全面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2022年，高等教育聚焦国家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需求，以学科建设引领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组织体系改革，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全面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双一流”建设突出学科特色。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引领性和标志性工程，首轮“双一流”建设2016年启动至2020年结束，初步评估若干所高校逐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22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双一流”建设正式进入新一轮周期，强调优化以学科为基础的建设模式。2022年2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名单不再区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淡化高校的“身份”和“帽子”。高校将在国家分类评价体系的导引下，探索自主特色发展新模式，聚焦各具特色的优势领域和方向上创建一流。

　　“新农科”推进学科跨界融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关键在科技、在人才、在教育。针对传统高等农林教育学科碎片化、过度分化、“单兵作战”的问题，2022年8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指出引导涉农高校面向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面向粮食安全、生态文明、智慧农业、营养与健康、乡村发展等五大领域，设置生物育种科学等12个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2022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新农科建设推进高等农林教育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推进农林教育供给侧改革，加快构建多类型农林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一批高层次、高水平、国际化的创新型农林人才。

　　哲学社会科学强化体系建构。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日益完备。2022年，两份重要文件相继出台，积极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稳步发展。据新华社2022年4月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据新华社2022年5月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印发《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强调充分发挥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作用，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提升高校咨政服务能力。强调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打造一流学科专业群，构建适应国家需求支撑知识创新的学科体系。

　　科研组织强调“大科学”模式。

　　现代科研正在从自由探索为主向与重大问题导向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并重转变，需要高校科研组织模式从学科导向的松散型“小科学”科研模式，向聚焦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任务的系统生态型“大科学”科研模式转变。据2022年8月教育部消息，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推动高校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有组织科研，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培养造就一批战略科学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